两宋的宁波(鄞县)科举文化

  7月13日,宁波地方文史专家戴松岳走进宁波八行文化陈列馆,开始关于宋代宁波文化的公益讲座。前后2个小时的讲座,戴松岳全程脱稿演讲,其研究之深入、见解之独到,事例之生动,得到了与会者的纷纷点赞。两宋时期的宁波科举文化就是其演讲中的重要内容。

  宋代科举有制举(由皇帝临时决定)、常贡、学选、童子举、武举等门类。常贡分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学究、明经、明法等科,得人最多的为进士科。

  贡举程序,先由各道举行“秋试”,及格的称贡士或举人,贡之于礼部。再考,称为“省试”,其第一名称“省元”。省试及格者进入殿试,录取的为进士,其中第一名称“状元”。

  宁波历史上共有状元10名,而南宋自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至嘉定七年(1214年)的61年中就占了4名。宁波科举在两宋时达到了鼎盛。

  科举制度始于隋。查阅志书,鄞县五代之前无进士。两宋320年间,鄞县进士总数迅速上升,达到712人,占宋至清鄞县进士总数的60.7%。其中南宋近600人。在全国各县州中,鄞县在莆田、闽县(今福州)之后位居第三。

  这些进士为仕为官,周游全国。涌现了大量的人才,成为中华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有力地促进了宁波与各地的文化交流。如楼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楼钥,随舅舅汪大猷出使金国,将每日所见所闻及当地的风土人情予以详细记录,写成《北行日录》一书,保存了12世纪时中国北方的大量史料,极具文献价值。又比如“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传扬千年的诗句,就是鄞县进士王正功在桂林为官时所作。

  王正功一生以为官正直清廉而得名,不惧得罪权贵,故虽从20余岁便步入官场,为官几十年,也颇有政绩,始终未能青云直上。嘉泰元年(1201年),王正功以地方官身份,宴请桂林中举的学子,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千古绝唱,使这位耿直的老者跻身文化名人之列。全诗如下:

  这些状元分别是甬上第一状元张孝祥,以及姚颖、傅行简、袁甫、方山京等,他们或刚正不阿、勤政为民、青史留名,或文采飞扬,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故事。

  祖籍和州(今安徽和县)的张孝祥,其父张祁为明州观察推官,来鄞定居。张孝祥生于鄞县西乡的方广寺僧舍,在连续取得各级考试第一之后,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赴临安参加廷试,与他同考的还有秦桧的孙子秦埙。秦桧及其党羽暗中谋划,以确保秦埙能中状元。果然,试卷成绩出来,秦埙第一,张孝祥第二,曹冠第三。宋高宗审读三人策文后,认为秦埙之文全套秦桧之语,而张孝祥的策论不但见解独到、议论精辟,而且笔墨精妙、字体遒劲,词翰俱佳,高宗极为欣赏,便擢张孝祥为第一(状元),并亲书《皋陶谟》以赐,即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南军节度判官。秦埙退而为第三。

  见此结局,秦桧非常懊恼,酸溜溜地问张孝祥:“你家学如何?”张孝祥义正严辞地说:“本杜诗法颜字。”意即学的是杜甫的诗、颜真卿的字。秦桧只得说:“天下好事都你占了。”

  张孝祥考中状元后,即上书要求为岳飞平反。这让秦桧愈加忌恨又得知张孝祥是自己宿敌胡寅好友张祁的儿子,就更恨张孝祥了。殿试后,曹冠之父曹冰想把女儿嫁给张孝祥,张孝祥未允,因此也怀恨在心。秦桧与曹冠一起诬告张祁有谋反意,将张祁打入牢狱。所幸,一年后,秦桧病死,张孝祥上书为父亲辨诬,张祁得以昭雪出狱,张孝祥也被授予秘书省正字,得到任用,直至进显谟阁直学士,甚有政绩。

  张孝祥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气势雄伟,风格豪放,富有爱国激情。在宋代词风从婉约向豪放转变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六州歌头》即是其代表之作:

  张孝祥的书法也为当世所重。宋高宗盛赞,认为其书法将传世。宋孝宗也极喜欢他的书法。如今的天童寺仍存其所书《宋故宏智禅师妙先塔铭序》碑刻墨迹。

  姚颖为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其始祖姚章迁居慈溪,后子孙多有进士,成为望族。他在对策集贤殿时,讲贯中庸、大学之旨,论敌国事尤为详备,谓当今之务在于振作士气,乘敌之隙以攻之,受宋孝宗褒奖,擢为第一。

  中状元后,姚颖回家乡明州。因为姚家为明州望族,姚颖又是明州本土成长的第一位状元。于是,明州知州欲以隆重仪式欢迎庆祝。

  当时状元地位荣誉非常之高。有一则故事说,有位将军带几十万兵马夺回契丹占领的燕云之地,回太庙告捷,其所得到的礼遇犹不如状元之荣耀。

  可是,知州带领一班人马在明州城里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姚颖,只能不了了之。原来姚颖一上岸即改乘小船回家见父母。其淡泊名利,一生如此。

  袁甫于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第一,授秘书省正字。入对言五事,皆切中时弊。重修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为诸生讲贯孝经、诸子百家。官至兵部侍郎,权兼吏部尚书。

  兄弟、父子、祖孙、甥舅同为进士,史氏家族由此走向辉煌,成为南宋最大的名门望族

  两宋时期的宁波更出现了兄弟、父子、祖孙、甥舅同为进士的盛况。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史氏家族,史浩从兄史渐更演绎了五子登科的真实故事。

  史渐父亲早逝,由其母王氏抚养成人。史渐年轻时入太学,至四十岁仍未中进士,便回乡教子。史渐共有儿子8人,其中5人进士及第,分别为史弥忠、史弥悆、史弥应、史弥巩、史弥忞。

  孙子辈又出了5个进士,分别为史嵩之、史岩之、史望之、史有之、史胄之,其中史弥忠的儿子史嵩之还做了丞相,成为典型的科举之家,为史氏最后的辉煌添上浓烈的色彩。

  在南宋短短的百余年间,四明史氏因此从一个普通人家发展成为南宋最大的名门望族、冠簪门第,出现了父子同进士、兄弟同进士、三代同宰相的盛况,至今宁波民间仍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满朝文武,半出史家”“一朝紫衣贵,皆是四明人”之谚。可以说,一部史氏家族历史就是南宋历史的一个缩影。如今,东钱湖畔蔚为壮观的南宋石刻群即多为史氏墓葬石刻遗迹。《史家祖宗画像、传记、题跋》为宁波市惟一一件国宝级档案,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具有十分宝贵的参考价值。

  史氏家族第一位宰相史浩,家贫苦读,绍兴十五年(1145年)中进士,后为太子师。他竭力举荐人才,著名的有陆游、朱熹、杨简、陆九渊、张浚等人,并为民族英雄岳飞平反昭雪。史浩制定的《忠定王家训》,就是著名的史氏家族八行垂训:孝、友、睦、姻、任、恤、中、和。

  “在最检验学问见识的考试中,宁波学子折桂问鼎,笑傲群儒。”戴松岳说,“这是另一个鲜明特点。”

  在两宋时期有很多种考试,如贤良方正科、五经科、三史科、进士科等等,最难的是博学宏词科,是选拔为皇帝起草诏书等重要文件的人才而设。南宋时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的往往都是考中进士已为官之人,但每次考试少有人考中。其中就有《三字经》作者王应麟父亲王公式,数次参加考试均是铩羽而归。屡败屡战的他立志要让儿子考上。王公式有两个儿子,王应麟是大儿子,弟弟王应凤小王应麟4岁。两兄弟生日十分凑巧,为同一天,也同样勤奋好学。

  王公式到处寻访书籍。在参政知事余天锡家做家庭教师时,王公式精心而教,成效显著,主人甚为满意,年终时欲给予丰厚报酬,但王公式坚辞不要,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余天锡能帮忙借来曾考中博学宏词科的周必大、洪适、洪迈等人用过的书籍,余天锡慨然答应。此后,王公式就端坐太师椅,两个儿子坐下面,点上一支蜡烛,训练儿子写文章。蜡烛刻数以计时,如不能及时完成,则大声斥责。在父亲的严格训练下,淳祐元年(1241年),王应麟中进士,又在15年后的宝祐4年(1265年),考中博学宏词科。此前,博学宏词科空缺了整整48年。王应麟后来所著《三字经》成为我国古代长期沿用的蒙学读物,上世纪80年代,此书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儿童道德教育的启蒙教材。

  宝祐4年,还发生了一件历史巧事。王应麟考中博学宏词科后没多久,殿试举行,成绩最好的10份试卷送到宋理宗面前。当宋理宗看到第7份试卷时,见文章写得精彩,甚是高兴,但比较之前几篇,又有些犹豫。于是,宋理宗命人叫来王应麟审阅。阅毕,王应麟连忙向宋理宗道喜,称此文“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特向宋理宗“臣贺陛下得士!”于是宋理宗将此卷擢为第一。此文作者即是文天祥,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垂青史。换一句话说,王应麟为文天祥考中状元助了重要的一臂之力,为中华文化留下了浓重一笔。

  为何两宋时期宁波科举文化如此发达?是什么推动了宁波科举文化的发展?戴松岳分析说,这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来讲,两宋时期,全国科技、文化、艺术迅猛发展,甚至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对人才的需求空前高涨,每科录取人数大幅度增加,宋代是中国科举史上录取进士最多的朝代。同时,北宋以来,南方士人重视读书,文化程度普遍高于北方,南宋建都临安后,其疆域主要是南方地区,这为南方人科举入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和条件。特别是浙江和福建两省更是如此,成为全国考中进士和状元最多的两个省份。

  从主观上来讲,南宋以来,随着朝廷的南迁,北方及其他省高素质士族纷纷南迁,定居宁波,如王氏家族、赵氏家族、张氏家族等,从而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学术素养,而且在“庆历五先生”后,宁波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世人学习风气普遍高涨。

  北宋庆历年间,王安石知鄞县,为了倡导重教好学的风气,专门请来五位大儒进城办学,分别是: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聚鄞县妙音书院,立孔子像,讲贯经史,学者尊为宗主,开四明讲学风气。其后5人又各创书院,收聚生徒,历30余年,弟子甚众,史称“庆历五先生”。宁波文化的真正形成由此开始,所以其意义非同寻常。

  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宁波科举人才迅速成长,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科举文化,对宁波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在宁波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