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鸢戏剧实验室艺术总监马玲作客精读堂 谈戏剧

  7月27日,一鸢戏剧实验室艺术总监马玲作客由贵州省作家协会、贵州都市报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精读堂第27期,对戏剧中诗化意向的概念、历史发展、艺术内涵等进行讲解,并以自己所改编的曹禺先生的经典名剧《原野》为例,讲述了诗化意向在其中的运用,以及所达到的艺术效果。

  马玲说,话剧作为一种发端于西方的舞台艺术,自1907年传入中国,至今已经有111年的历史。111年来,中国艺术家一直尝试把这一艺术形式中国化,并于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民族化”的实践探索。过程中,艺术前辈们对戏剧(话剧)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认识,那就是:“戏剧是诗”。

  “戏剧的‘诗’化并不只是华丽的语言辞藻、悦目的布景灯光、优美的音乐舞蹈和煽情的场面处理,而是渗透在故事讲述、情节铺陈和行动展开的进程之中,包含在人物强烈的、深厚的甚至复杂的情感之中,是融汇在人物形象的意义和整个演出的哲理内涵之中的……”马玲表示,戏剧演出中蕴含的诗情、诗意、诗性思想、诗化意象,永远是最有美感、也最有震撼力和启发性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在她看来,从“诗”到“诗意”,从“诗性戏剧”到“诗化意向”,这是在观念与创作之间、剧作文本与舞台呈现之间本质性的贯穿。所有的形式技巧或者说舞台假定性处理手段,都只是由“诗性戏剧”通向“诗化意向”的艺术途径,其价值首先表现为戏剧情境中环境时空的超越,也就是戏剧演出中的假定性。它不仅能以便捷、简约的舞台语汇来概括情节、扭结关系、重构环境、展开行动,更为摆脱现实逻辑的局限、表达人的深层情感提供了舞台时空上的可能性,也可以说获取了“舞台时空的自由”。

  讲座中,马玲专门谈到了2018年8月,一鸢戏剧实验剧场上演的曹禺先生的经典名剧《原野》。她说,《原野》讲述了一个原始的复仇故事,剧作本身充满了原始的野性美,就如原野野蛮生长。故事中,仇虎的父亲被恶霸地主活埋,土地被占,妹妹被送进妓院而惨死,自己坐了十年冤狱。当他终于成功逃脱,为了复仇回到这片荒凉的原野,却没想到仇人已经死去,而自己曾经的恋人成为了仇人儿子,也是自己好兄弟的妻子。

  “我改编的《原野》,戏就从这里开始。曹禺先生的著作大都有人物身上关于宿命、命运的神秘色彩,传统与现代观念的交融。我在改编这部作品的时候就想把人物命运中最为极端的情感提炼出来,删繁就简,只保留剧本的主线人物,并期望通过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呈现角色最本质的爱与恨交织的内心世界,从而突出原本的‘原’和人性的‘野’,让《原野》中的人物能由现实形象到象征形象的转化,最终发展升华为贯穿全剧的诗化意向性表达。”马玲说。

  她介绍,自己大胆改编了剧本的结局,没有了杀戮,没有了仇恨,让人物命运的走向更加开放,希望每个人都能从仇恨中释怀,获得内心的安宁。这一安排,观众看到的也许不是角色本身,而是看到了在生命里流浪挣扎,却又不甘桎梏苦寻方向的自己。在苍茫的原野上,没有因果,没有对错,只有命运。

  “导演这部戏时,我打破了传统观剧的舞台概念,用几块红纱横竖交错在舞台空间中,而这几块纱也正是角色‘生长’的地方,所有情节都在这里发生。”马玲解释,之所以选用红色,是认为《原野》中的人物无论是极致的爱还是极致的恨,都是浓烈而炽热的,都具有原始的冲动,所以没有选取原剧中象征复仇和荒野的灰黑色调,而是象征着人们内心无法安放的蠢蠢欲动的红色,更加直击人心。

  另一个典型是,按原剧本演出可能有10分钟左右的一场戏,马玲用语言交代清楚事件后,就选用击鼓代替了更多的争执与诅咒,加快了戏剧表演的节奏。她希望,能在这部作品中找到“中国意象”,会含有中国诗歌的情调,尽管呈现出来的结果不是戏曲本身的程式化状态,却通篇浸透中国传统戏曲的美感,整体传递着中国艺术的意蕴。马玲表示,当这种“中国意象”被强化渲染的时候,常常同时具有强烈的视听形象冲击力和戏剧性情感震撼力,它是一种饱含诗情哲理的象征性舞台形象,是一种戏剧演出中的“诗化意向”。而这样的“诗化意向”也应该体现出现代审美的特质,由现代艺术的创造机制所组合,传递着现代的文化气息,也就是现代表达。